回望整个2022年,卡塔尔世界杯只是注脚之一,世界在变,而义乌永不停歇,这座城市依旧运转着,注视战争、死亡、冲突、赛事和潮流的起落,以及记录所有的时代情绪。

文 | 钟艺璇

编辑 | 金匝


(资料图片)

运营 | 栗子

永不停歇

这是吴文莉经历的第五届世界杯。在义乌国际商贸城,她经营一家国旗铺子,才十多平米大。但卡塔尔的哨声一吹响,她经手的这批国旗,就出现在一百多个国家的酒吧、大厦以及世界杯球迷的手上。

义乌什么都知道。所有国旗里,巴西和阿根廷的最多,足足出口了8个货柜,大约160万面旗子——这是世界杯一贯的两位强者。让她惊讶的是,今年哥斯达黎加人民的热情不可小觑,尽管关于他们的报道版面并不多。这个人口只有513.9万的国家,比代管义乌的浙江金华的人口还要少,却足足向吴文莉要了1个货柜。

哥斯达黎加上次踢进世界杯,已经是8年前的故事。那是2014年,在巴西,哥斯达黎加从乌拉圭、意大利、英格兰所在的“死亡”小组赛中成功出线,一路杀进8强,成为当年的最大黑马。那一年,哥斯达黎加举国狂欢,他们在城市广场中央放置了超大屏幕,滚动赛事直播。同一时刻,太平洋西海岸,中国义乌的球衣商人温从见在自家的电视机里,看见成千上万的哥斯达黎加人民穿着他出口的红色球衣,对着镜头沸腾,“像一片红色海洋”。

足球运动带给人们的激烈与浪漫,跨越了任何国度、种族和文化边界。吴文莉还记得,2004年,她刚刚入行两年,5个南非华侨闯入她的商铺,要求带着所有的南非国旗离开。当时,南非共和国成功拿下2010年世界杯的申办权,彼时曼德拉仍在世,这位总统先生举起大力神杯在苏黎世开怀大笑。一夜之间,南非国旗在中国义乌一售而空。

▲ 北京时间2004年5月15日,南非人在首都约翰内斯堡庆祝获得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权。图 / 视觉中国

吴文莉当时二十出头,对国际政治了解不多,她告诉我,起初,她把这种热情归结于黑人的热情与奔放,后来她才知道,这颗足球还承担着另一项任务:让面临贫困、失业与种族分裂的南非,获得重新走向正轨的希望。

“那是最疯狂的一年,二十多年,人肉带货,就那一例。”5个华侨,空手进来吴文莉的店铺,绕过外贸公司和冗长的海运,决定人肉带货返回南非。按照国际航班规定,头等舱最大免费行李额度是40公斤,在南非国旗有市无价,且市场备货不足的情况下,华侨们坐进了吴文莉的工厂,盯着国旗生产,没等味道消散,付完钱,匆匆带着200公斤的国旗离开了。

直到今天,任何与世界的连接,发生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都不足为奇。从旗帜、足球、球衣,到哨子、喇叭、手拍器,义乌体育用品协会曾经估算,“义乌制造”几乎占到整个卡塔尔世界杯周边商品市场的70%。吴文莉和温从见都是其中的注脚。吴文莉今年的国旗订单的出口量增长了30%,而仅仅是世界杯订单,就让温从见卖出了200万件球衣。

所有的交易,都发生在他们驻守的义乌商贸城。这里的面积足足有20个鸟巢那般大,7.5万个商铺聚集于此,出口外贸覆盖230多个国家。有人计算过,如果每个商铺停留3分钟,以一天8小时行走时间为计算的话,走完整座商城需要1年零5个月。当然,义乌商人不会有这个心思走完它,他们更多的时间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,履行着这场国际贸易中属于自己的那一环。

同样,义乌也没能脱轨于新冠疫情的影响,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病毒,紧紧捆绑着外商与义乌商人,“客人进不来”,是商人们最频繁提到的词汇。8月静默期过后,我走在义乌街头,从前游人如织的宾王夜市已经关闭,行人寥寥,几乎没有外国面孔,出租车司机告诉我:”现在的义乌,冷清的和过年一样。”

至于商人们,只能终日捣鼓手机,在线上和外国客人确认订单。这也直接导致一个问题,尽管今年的国际订单有所抬头——根据数据显示,2022年1至10月,义乌市出口总值3607.5亿元,比去年增长了23%,但出不去、进不来的情况,让老客人成了所有义乌商人唯一的收入来源,订单扎堆效应明显。

吴文莉生产国旗的年限长,手头客户数量不菲,温从见从事原创球衣,在义乌市场具备极大优势,他们是获利的少数人。但事实上,更多世界杯奖杯、球衣、纪念品商人告诉我,没了新客,今年的订单反响平平,加上8月的疫情影响,港口与工厂停工,订单周期被迫拉长,四年等一次的世界杯,就像投石落湖,咚得一下,没了声响。

时移势迁,8年过去,哥斯达黎加从小将变老将,这支一半球员年龄超过30岁的球队,再度走到了孤注一掷的境地。他们参与的卡塔尔世界杯也命运多舛,延迟至冬季开赛,主办方甚至一度陷入“劳工“争议。而这也将是C罗和梅西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役,有人称卡塔尔世界杯是”诸神的黄昏“,难免多了一丝悲壮的意味。

这种萧索也飘洋过海,传导至义乌。用吴文莉的话说,今年生意大势不好,毕竟做生意就图个天时地利人和。回望整个2022年,卡塔尔世界杯只是注脚之一,世界在变,而义乌永不停歇,这座城市依旧运转着,注视战争、死亡、冲突、赛事和潮流的起落,以及记录所有的时代情绪。

▲ 义乌商贸城全景。图 / 视觉中国

八爪鱼的触感

世界一波动,总有人能瞧见机遇。义乌商贸城里的商人们,像八爪鱼一般,伸出的触角能感知到整个世界海洋的温度,也感知到机遇的存在。

圣诞彩条商人李国山这两年的生意,就比过去好得多。去年11月,我曾在国际商贸城拜访过他一次,那时他正为自己的圣诞彩条无法装柜而发愁,眉头紧蹙,总在叹气。但今年,几乎可以用逆转形容。

他告诉我,卖得最好的是生日彩条,甚至超过了圣诞用品。其中的原因让我惊奇:新冠没有消失,尤其是2021年,国外的一些大型场所也关闭了,许多人将生日party从外边挪到了家中。“生日彩条,以前是可买可不买,现在都待在家过生日,家家户户都得买。你想,这一年当中,过生日的人太多了不是?”

仅仅是一款生日门帘,李国山接到的最大单子就有3千万,这已经超过工厂短时间内的全部生产体量。就连一款带“喜”字花样的紫色生日彩条,也深受外国人喜爱,李国山当时也有些吃惊,“毕竟咱中国讲究,非结婚不用喜”。后来翻译悄悄告诉他,有些外国人不识中国字,就把这“喜”字当一朵花、一种装饰来看。

对李国山来说,往年主打的圣诞生意,今年变得可有可无。他十平方米的小店里,圣诞彩条依旧挂满四面墙——天花板也不例外,但热销的生日彩条,却被他搁置在桌旁的矮柜里,他认为这已经十分隆重,“真正生意好的东西,不需要宣传”。

作为国旗生产商,吴文莉只是坐在铺子里,就把国际大事经历了个遍。在卡塔尔世界杯前,俄乌战争、英国女王去世,都曾给世界带去一阵波痕。外贸行当里,出口到边境国家的业务,双方一般都会选择更便宜的陆运,但今年2月,战争一打响,吴文莉迅速接到了俄罗斯与乌克兰国旗的空运订单,加起来足足有数万张,后来她粗略一算,“买乌克兰国旗的多得多”。

▲ 8月,义乌,其他国家的客商在国际商贸城采购小商品。图 / 视觉中国

国际关系深深影响着义乌商人的生意链。李国山深有体会,他早年在俄罗斯边境倒卖货物,回到义乌后,过去积累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客户一直是主力军。但现在,乌克兰商人彻底不见踪影,而那些曾经会给他带巧克力的俄罗斯客人,也在持续的经济危机下日渐减少。

与这些相反的是,今年义乌的电热毯、电暖器这样的保暖用品订单,收获了惊人的增长。一位义乌商人接到了1000万条电热毯订单,这也是他二十多年来,头回和欧洲人做生意。从1月到8月,义乌出口的保暖用品的价值共计1.9亿元,同比增长41.6%。从前只有中国女性钟爱的“光腿神器”,也因此漂洋过海,到了欧洲。能源危机、寒潮来袭,燃气、电价上涨的背后,还有物价的整体上涨,欧洲人抢购义乌制造的御寒装备,是为了顺利度过这个波折不断的冬天。

既然做的是国际生意,商人们就要有足够的敏感,稍有不慎,小到生意起伏,大到个人命运,都有可能卷入风波中。吴文莉有一个原则,加字的国旗(除国家名字外),她一律不做,曾经有商人联系她,希望在国旗上加印字样,吴文莉果断拒绝,毕竟文字不同于固定的国旗图案,极有可能意味着立场与站位。

还有一回,一个克里米亚地区的商人找到她,递给她一个图样,那是吴文莉从业这么多年从未见过的旗子图案。她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最早从事旗子出口的商人之一,深知旗子背后的政治意味,就留了个心眼,并未接下这个订单。

很多时候,生意也是一场赌博,商人们需要学会自认输赢。在历届世界杯开赛前,义乌商人除了接订单,也会做一部分现货,以供比赛中后期的空运准备。但具体“押注”哪个国家的国旗,自行揣摩,全凭本事。

2010年南非世界杯,吴文莉在赛前将赌注押给意大利,制造了不少意大利国旗。就是章鱼保罗精准预言的那一年,命运向西班牙倾斜,意大利在小组赛不胜垫底,爆冷出局。这样的例子并非只有一个,她还曾经接到一个阿拉伯国家竞选人的摇旗订单,10万面旗子,印上候选人头像后,遥远的中东突然传来消息,候选人早早落选,那位下了订单的中东商人,大失所望,干脆连30%的定金也不要了,拒不收货。现在,这10万个旗子还在她的库房里堆着,成了垃圾。

或许,只有生死难以预料,鲜有商人在这里下文章。英国女王去世的消息,吴文莉是突然接到的,她仓库里平时备货的英国国旗瞬间被一抢而空,当晚走空运,第3天便可以抵达英国机场。至于网上所盛传的,义乌商家预判英国女王去世,她摇头否认,“预判生死,没有一个义乌商人敢这样做”。

▲ 义乌球衣商人温从见自己设计的原创世界杯球衣。图 / 钟艺璇摄

原始、复杂,容纳多元

在过去的20年里,义乌商人创造了一个无比活跃、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商业奇迹,得益于集中、规模、低价,他们也成为全世界最不容易被打败的商人。在义乌商贸城,为了方便外国客人找寻,任何商品都以种类为单位划分归拢。这也意味着,没有商人们会随意挪动商铺。从2002年商贸城落地至今,像李国山、吴文莉之类的商人,几乎在这十平方里,度过了自己的半个人生。

“都是街坊邻居。”李国山这样形容。他们在铺子里从早坐到晚,彼此相伴一二十年。商贸城就是一个缩版社会,这里固定人口超过7万人,更别说外商往来的鼎盛时期,流动人口每天可以超过10万。

就像海洋,有鱼类,也有倚靠鱼类与藻类生存的浮游生物。在看不见的地方,商贸城同时养活了另一大批人。纵横交错的商贸城岔道里,卖盒饭、卖衣物、卖瓜果零食的流动商贩拉着推车在商铺之间穿梭,按摩师傅和做美甲的姑娘拉着箱子,沿着商铺左顾右盼,要是来得早些,还能听到卖大闸蟹的商贩在吆喝。

每天驻守在这一小片天地,没空逛街,也没空打理人生。吴文莉指了指自己的眉毛,告诉我,这个眉毛就是商贸城的小贩上门来纹的,要是久坐肩膀疼,一个电话,师傅们也会来到铺子里提供按摩,如果还有更多需求,甚至可以在商贸城找到专做面部保养的人。

水师傅在义乌商贸城待了五六年,常年提个布袋,里头装些简易的按摩推拿工具,流动在国际商贸城一区和二区之间。这些年头,他也认识了不少商人,一天按摩四五位,平均能挣七八百元,多的话甚至上千。

▲ 义乌国际商贸城内,一家出口足球的商铺。图 / 钟艺璇摄

2019年前,外国人成群结队来,他给腰椎间盘突出的加拿大人推拿,还花2分钟治好了非洲人的落枕,对方直呼“amazing”,塞给他200元人民币的小费。按摩一放松,商人们兴起时也会和他提起过去的传奇,在线上支付尚未流行时,和外国客人现金交易是常态,那时候大家有流水一样的单子,“钞票把保险柜塞得满满的”。

一来二去,不同于外头聊的家长里短,这位按摩师傅也有了生意人的格局,他甚至向我反问,是否知道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。为了摸清商人们是否会消费的心情,水师傅还总结出一个规律,“人民币汇率降了,我生意就好”——原因倒很简单,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。

这里鱼龙混杂,出现什么人都不稀奇。在吴文莉的商铺前,地上有散落的名片,上头写着“讨债”。在义乌商人和外国客商之间,存在着长长的产业链和生产周期,货到不付款的情况并不少见,有需求就有生意,一群“合法”的中介也由此诞生了。吴文莉曾经接触过其中一位,对方个子不高,其貌不扬,却熟练6国语言,一嘴流利的阿拉伯语的场景,至今让她难以忘怀。

事实上,这些流动商贩并不被允许存在。就像水师傅深知自己在“灰色地带”挣钱一样,商贸城详细到每一条街道都有专人管理,按照规定,一旦被发现,轻则暂时没收工具,重则罚款。只是时间一长,用水师傅的话说,“都是为了一口饭吃,有些也不好意思了”,天天都是熟面孔,只要不在明面上,迅速溜出视线外,彼此心知肚明就好。

商贸城有规则,也有考核。店铺常开,不能关门,是合同里拟好的一项。这也是为什么海外客人鲜见,彼此网络联系,这些商人还要来商贸城的原因。“在这里,只要超过3天不开门,就会有人找你了。”李国山说。只是,今年商人们的状态并不好,打瞌睡、玩手机、跳健身操的大有人在,一些人干脆拜托对门,帮自己把商铺闸门拉开,只留一个空荡荡的位置。下午3点,少有人来,在我和李国山交谈的时候,对门商铺的嗑瓜子声清晰可闻。

他倒十分理解商城的做法,如果家家户户都不来,客人更不来了,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只是,每个人心里也清楚,“开门和不开门没什么区别”。客人少了,管理员来得更勤了,过去,他巴不得和人对视,这意味着生意的开始,但现在,他得想办法避开和管理员的眼神交流。今年,他默默将座位挪到了进门的右边,过道再来人,也瞧不见李国山了。“反正也没客人来了”,他摆摆手。

11月上旬,商贸城的许多足球商铺已经关了门,里头一片漆黑,什么都瞧不清。一位足球商人隐晦地告诉我,市场近期在严查版权,“都关门避风头去了”。世界杯有自己的授权商,且价格不菲,义乌商人们更多在低廉的制造品里打转,可以在惊人的时间内迅速复制商品,但复制,同样意味着容易被超越。奖杯商人汪超提到了一个例子,今年印度一家上市公司在中国市场直接开了500个模具,带回印度,准备自己生产,从内销市场做起。

但义乌的优势仍不可替代,从未有一座城市像义乌一样,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商业体,一个商人要想在商贸城租下铺子,大到装修,小到桌椅板凳,上下楼的功夫就能解决。更别说义乌拥有成熟的基建、供应链与港口,以及中国商人在海外的良好信誉。温从见记得,自己一位朋友曾看中非洲劳动力市场,带着上千万去招商引资,结果当地局势动乱,政府信用差,厂房都建好了,愣是不通电,当地政府后来竟然回复,建议他自己盖一个发电站。

原始、复杂,容纳多元,这就是义乌真实的商业世界,许多人仍离不开它。至于那些还愿意留在义乌的外国人,用李国山的话来说,“都要美死了”。由于往返不易,签证难拿,多数外国人选择离开中国,留下的人自然成了当地唯一的沟通中介。他们通常实地问价,选中几款商品后,放在地上,用马克笔在下方标注价格与类别,拍照传给朋友或是老家的客户。

相隔数千公里,人情、利益和算计,总有操作空间。前段时间,有个外国人找到李国山,说要给老家的朋友订货,写单子的时候,让李国山多加了两个点。这两个点自然是他的利润,交易结束后,李国山一拢账,哭笑不得。“两万块钱的货,我才挣了3千,他一倒货,挣了8千。”

▲ 日常的国际商贸城,商人正忙着打包货物。图 / 钟艺璇摄

成为义乌商人

待了二十年后,李国山已经能从租金大致推断哪些铺子是最后的赢家。在商贸城售卖奖杯的商人汪超,铺子只有十平米大,前些年,他花480万一口气买下了这里的租赁使用权——商贸城的经营位只出让使用权,不交易产权,拥有480万的使用权后,每年汪超只需向商贸城缴纳两万元左右的租金,就可以长期使用。

疯狂的不止这480万,一些迟来的商家,没能拿到使用权,只能经过“二房东”交易,租金溢价由房东说了算。最巅峰的时候,商贸城一家5平米的铺子,一年的租金高达800万。这个价格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,李国山告诉我,这是一家出口头饰的商铺,生意在商贸城数一数二,“光是一年的营业额就上亿”。

但来不及眼红,等到他们动摇的那一刻,时机往往已经晚了。李国山举了一个例子,这两年口罩生意红火,一家卖圣诞树的铺子,前年心痒,也跟着倒腾了一批货源,接了个500多万的订单。当时是2020年,疫情来势凶猛,在外人眼里,口罩仍是个不愁卖的生意。只是等商人真正进去才发现,商机早已过去,海内外口罩吞吐量巨大,价格战是唯一优势,要想卖出去,只有尽可能地压低毛利。找货、出货、交货、回款,折腾一通后,对门的圣诞树老板坐在铺子里一敲算盘,后悔地直拍大腿,“这口罩生意,累死累活,就挣了5000块钱”。

“当你知道这世上有蛋糕的时候,这块蛋糕往往已经被人家分完了,你再挤破头进去,顶多就是舔个盘子。”李国山说。

同样是口罩,调转船头的成功例子并非不存在,这是义乌作为小商品市场的天然优势。2020年,欧洲杯延期一年,球衣商人温从见准备的球衣也被耽搁了一年,当年国内外多场足球联赛也都空场举办,整个2020年,温从见仅仅在球衣上就亏了500万,最后只能把球衣以9块9的低价上架到拼多多。

居家隔离的时候,他在家看球赛,发现一些教练会戴款式新颖的口罩。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,既然做医用N95口罩资质高,不如出口一些潮流的无纺布口罩。当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,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拉扯已经进入白热化,温从见趁机在口罩上印刷二人头像,飘洋过海戴在了支持者的脸上。

口罩生意让这个商人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,也让他挽回了300多万元的损失。那年也是“义乌指数”被疯传的一年,媒体报道义乌商人有先知,对大选结果早已了然,义乌商务局在统计大选周边时,也没落下温从见,“当时我的口罩,刚开始的确是特朗普卖得好,后来拜登更多一些”。

▲ 美国大选时,温从见出口的特朗普标志口罩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成为一个义乌商人并不容易,除去审时度势、灵活变通之外,和外国人之间的见招拆招,已经是常见路数。经营圣诞帽工厂的陈芳黎最怕遇见日本人,他们对产品的要求到了严苛的地步,亲自坐在厂里,一待就是十几天,用检针器沿着一个一个圣诞帽的边缘细细扫描。吴文莉有一回给客户交货时,外国客人突然拿出台机器,“就像医生看X光片一样”,把国旗贴在机器上,借着机器的强光核验经纬度。吴文莉一下就火了,对方这样的验货方式并未在下单时提及,给的就不是国标价格,她一气之下,把足足一个货柜的国旗尽数拉回,宁愿赔钱也不伺候。在仓库放了几天后,对方最终服软,拉走了这批货。

▲ 陈芳黎的圣诞用品工厂里,一位工人正在为圣诞帽粘辫子。图 / 钟艺璇摄

有时候,客户在选择商人,商人也在挑选客户。李国山曾遇上一个客户,交货签单后,晚上找对方拿钱,客户才告知他,货柜空间有限,一半的圣诞彩条没上海运,让李国山自己带走,却无论如何不肯赔付那一半的货款。这无疑是耍赖行为。李国山那时三十出头,不肯吞下这口气,沟通无效后,给了对方一拳头。“钱最后要回来了,这个客户我也不要了”。

李国山觉得,自己凭借胆量才走到今天,那一代人有自己的血性和智慧。但现在,国际形势大变,全球化红利逐渐褪去,跨境电商和直播盛行,更直接的现实是,他们在不断老去。

吴文莉告诉我,自己在2016年前后曾尝试过跨境电商,但后来小女儿出生,逐渐力不从心,加上只有初中学历,美工、设计、策划、运营以及产品的更新迭代,她基本一窍不通,转了一圈,最终还是回到铺子里。到了今天,快50岁的李国山,已经不觉得自己有优势,他的侄子在三楼做着一样的圣诞彩条生意,会俄语,媳妇又是大学生,“我拿什么和人家比”。也许唯一的优势,是他那张脸,老客人只要还认熟,就有他一口饭吃。“我现在也是个靠脸吃饭的人了。”他说。

今年11月11日,由于疫情持续冲击,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对所属的国际商贸城、数码城、宾王市场等9个市场范围内的商位使用权人,给予减免2022年6个月租金。这让绝大多数商人们减缓了一些压力。但对这些迈入中年大关的商人们而言,以家庭为单位的商业模式,最终还将面临代际更迭的问题。

在商贸城,年轻的面孔背后多数有父母辈支撑,汪超就是跟随家族,毕业后直接开始做奖杯生意。在拥有7.5万个商铺的商贸城,找不到一家上市公司,如果没有下一代接手,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歇业散去。吴文莉认识一家卖玩具棋的铺子,老板娘身家数千万,早已财富自由,大儿子不愿接班,只能继续等小儿子长大。李国山也劝过女儿,大学毕业就跟着自己干,女儿不愿意,想去大城市闯一闯,他做了一辈子生意,没给人打过工,吃得了生意上的苦,却受不了被管理,他自然无法理解年轻人的想法:“这不给人当随从吗?”

但女儿抗拒的,是李国山习惯了的早八晚五的日子。尽管商贸城来客寥寥,他依旧最早一批来,最后一批走,这是他的职业,更是他的人生。“二十年了,有几个人能坐得住,就这十平米大的地方。”

2022年即将过去,圣诞节已经是最后一个海外节庆日,也是商贸城的最后一笔大生意。陈芳黎的圣诞工厂在做一批泰国货,几个女工人给圣诞老人帽粘辫子、抹胶、粘贴,就着大拇指一摁,一天可以加工成千上万个圣诞帽。只是今年的圣诞,有人欢喜有人忧,韩国客人早早进了货,前段时间,他告诉陈芳黎,梨泰院踩踏事件后,自己十分忧心今年的圣诞是否还能继续。

一切又验证了那句话,义乌什么都知道。

▲ 2022年10月13日,浙江义乌,一家企业工作人员拿出世界杯国旗半成品准备加工。图 / 王刚(浙江分社)/中新社/视觉中国

(文中涉及人物吴文莉、李国山、汪超、陈芳黎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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